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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管尺度不應隨意調節

金融監管無疑對經濟發展、經濟穩定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關浣非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9年第23期)

在加快金融對外開放步伐的今天,金融監管首先要做的就是一件事,完善自己的監管體系,堵塞監管漏洞,消除監管的灰色地帶和死角,真正做到政策的歸政策,監管的歸監管,市場的還市場。金融安全除了取決于貨幣政策適當與否之外,極為重要的就是取決于監管安全。所以,金融監管尺度不應隨意調節。

從基本功能上看,監管從來都是要對某種特定經濟活動進行監督和管理,約束特定的供給主體按一定的行業規范向社會提供產品及服務,但這一過程并不會涉及資源的配置和調整;而整體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和調整恰恰應是相關宏觀經濟政策所要作用的目標對象,包括總量和結構。

金融監管無疑對經濟發展、經濟穩定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目前各國無論采用哪一種監管法律及監管組織體制,監管的目標基本都是一致的,通常稱作三大目標體系:第一,維護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促進建立和維護穩定、健全、高效的金融體系,保證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第二,保護公眾的利益,包括消費者能享受到優質的服務及利益不受損害等。如11月11日,香港證監會發布消息,因UBSAG(瑞士聯合銀行)在長達10年的期間內向客戶多收款項及犯有嚴重的相關系統性內部監控缺失,對其作出譴責并罰款4億港元。UBS多收款項的做法涉及約2.87萬宗交易和約5000個在香港管理的客戶賬戶。UBS已承諾將多收的金額連同利息全數退回受影響的客戶,并對客戶進行賠償,合計約2億港元。第三,維持金融業的運作秩序和公平競爭。 而在這其中,監管對象不可過度涉險及切實管控風險,選聘合適的管理人員,制定穩健的經營發展政策,實施充足的資本安排,對風險及時合理地進行處置,充分履行社會責任等,始終是金融監管的基本領域。

國內金融監管機構一直以來就背負著兩個使命,一是促進行業的發展,二是履行行業的監管。為達成前一個使命,監管部門不可避免地要在行業發展和風險成本兩者間有所取舍。事實上,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監管部門可能會在前者下功夫更多,因其涉及社會對行業的表層評價。而任何行業一涉及發展問題,就必然會介入資源配置,自然也就會把監管放到政策組合里去考慮,而這時監管也不可避免地要靠調整監管尺度來調節相關資源配置或發展效率。

不可否認,多年來我們對經濟活動管理的取向更多側重于資源的投放,或者是著眼于靠實施各種政策拉動經濟增長。有時由于某些監管部門同時發力,對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共振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具體的實踐中,常常會看到若干監管部門采用同樣的行動取向,在調整監管尺度上比高低,或同時促進、或同時剎車,這種監管行為,有時看可能在短時間里取得了成效,但也會加大經濟周期強度,留下的后遺癥也是不小的,收拾殘局的成本也常常會超出預期。而與此同時,還可能會出現監管顧此失彼現象,行業中的企業為了配合監管要求,就可能在資源配置、風險把握上畸輕畸重、有失偏頗,使企業發展走上彎路,最后欲速則不達。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前不久在一個研討會上對國內基金市場作出一級市場龐氏化、二級市場散戶化、資產估值操縱化的評價。我想,還應加上一句:市場監管搖擺化。這也是過于強調行業發展所帶來的必然不良后果。

而就基礎性的金融監管而論,環顧國際比較成熟的金融監管,其基本功能就一個,就是對金融機構把握和控制風險能力實行持續的、評價標準穩定的監管。無論是拉動經濟增長也好,還是熨平經濟周期波動也罷,要努力避免時緊時松、為配合某種政策而調節監管尺度的現象,避免因某些政策負效應所引發的對金融資源裹挾配置的風險出現。不能為挽救某一類企業而放松對監管對象的資源配置要求和風險控制要求,也不能為挽救某些監管對象而放松對行業的整體監管要求;對已出現經營性危機的市場主體,要采取市場化的方式處理,以促進優勝劣汰市場競爭局面的真正產生。即使考慮調整監管尺度,也要堅持風險為本的原則,始終約束監管對象奉行謹慎經營的原則,而不能在風險資產計量上隨意改變監管標準,對資本充足率等基礎性指標要始終保持監管剛性,不搞網開一面或下不為例,防止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出現。

筆者認為,為了有的放矢,在當前的金融監管中,一方面需要對銀行、保險、信托、農村金融等金融監管對象的監管取向、監管原則逐一按行業風險狀況、發展水平詳細厘清;另一方面,還需監管機構對同一行業不同金融機構實行不同監管標準,即要系統評定各金融機構的風險狀況、水準及發展趨勢,分類實施不同標準的差異化監管。

隨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原有金融機構的邊界、金融市場的邊界、金融產品與服務的邊界愈發變得模糊。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操作風險等交織在一起,陡然增多了金融業運行風險的復雜性,金融體系所面臨的安全挑戰遠遠大過以往,也對金融監管帶來了空前的挑戰。

筆者認為,金融監管要盡快突破原有的監管思維及監管模式,積極建立全天候多維立體的監管系統,而不是僅僅把監管重點放到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等方面;同時,要小心金融機構因對某些技術認識并不深入,為應用而應用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風險;金融機構的技術應用和服務創新要充分考慮風險的可控程度及對客戶利益的影響。這也應該成為金融監管的當務之急。


2019年第23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2019年第23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編輯:李慧敏 編審:張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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